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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百五十一章 庆历新政第一轮风波(2 / 3)

>一时间朝堂上都炸开了锅。
不是震惊于开封府下居然藏污纳垢有那么多贪官污吏,而是震惊于波及范围那么大,这可如何是好。
于是百官们纷纷上书,请求停止考成法。
原因很简单。
这四百多名贪官先不论,数万吏员可就是个大问题。
一旦把这些人处理掉,朝廷不仅要停摆,恐怕整个汴梁都要引起巨大范围的骚动。
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汴梁吏员罢工。
如景佑三年正月,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。吏疑衍建言。己亥,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,又诣衍第垢,乱挪瓦砾”。
也就是说,景祐三年,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负责裁减三司吏员。
这些吏员怀疑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议的,十分愤怒,五百多个吏员先集体跑到吕夷简、王曾等宰相府去闹事,然后又跑到御史中丞杜衍家门口破口大骂,乱扔瓦块石头,进行抗议。
只是裁撤五百人就闹得够呛了,更别说现在数万人。
不过好在范仲淹和赵骏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,早在今年五月就有新法规实施,规定汴梁的吏员将成为公职人员,享受中等禁军待遇,也就是年入三十贯,月俸约二点五贯。
这个工资谈不上高,因为当时民间雇工价格大概在每日50-100文之间,码头当搬运工人一天能赚二三百文,一个月下来都能挣四五贯钱。
但吏员也有其它福利,如补贴、津职、餐补等等,换算下来一个月差不多也有三四贯,养活一家老小不是问题。
范仲淹宣布以前他们没有工资,没有收入来源,被迫索贿纳贿,可以既往不咎,但新法规定后,若再有向百姓索贿要贿,各衙门吃拿卡要着,一律问罪。
朝廷这次核查,在新法规出来之前的免罪,新法规出来之后还继续搞事者,一律开除公籍,罪行严重者甚至要下狱问罪。
这下就把汴梁原本波及到数万吏员,缩减到了五月份新法规出来后,依旧犯事的几千名吏员身上。
饶是如此,反对考成法的人依旧络绎不绝,阻力开始越来越大。
没有贪污的觉得考成法让他们累得要死,以前当官喝喝茶,吃吃饭,狎狎妓,一天就过去了,每个月还能领超过百贯的工资,生活爽歪歪。
现在虽然工资只有五品往上到高级官员被砍了,五品往下的中下级官员倒是依旧维持原来的高工资水平。
可架不住这个卷法啊。
贪污了的就更加惶恐不安,没想到这考成法如此严厉,让他们无所遁形,想贪污都没机会。
一时间大家纷纷趁着这次风波,以各种理由反对考成法的继续实施。
然而主持新政的范仲淹丝毫没有退让。
给他底气的不是赵骏,而是现在国库确实很有钱。
历史上朝廷打了几年西夏战争,又和辽国签庆历增币,闹得财政亏空,赤字严重。
但这次不仅打仗时间很短,两年之内速战速决,而且准备得也更充分。
首先是赵骏全国巡视,查了很多贪官污吏,为国库贡献了上千万贯的钱财。
其次是交子铺经过几年发展,已经在全国主要商业城市进行扩张。
如洛阳、福州、江宁(南京)、长安、广州、杭州、江陵、明州(宁波)、泉州、密州(青岛)等地开办,往交子铺存的钱都已经数千万贯了。
还有国企改革之后,把大量的国有资产卖给私人商贩,所获数千万贯,并且国营入股,每年还有大量的分红。
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从去年年底朝廷与日本签署贸易,到如今大半年过去,宋日贸易额已经达到了一千多万贯,贸易量还在持续增加。
当时海运有巨大风险,困难重重,税率较低,只有10%,所以宋日贸易额在一年内暴涨了大概三到四倍,光税收就达到了一百多万贯,朝廷收上来的是银子,约一百余万两银。
看着不多,但这已经是巨大进步。
宋朝主要外贸收入是广州和泉州,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记载:“绍兴三十二年,泉、广两市舶司舶税净收入增至二百万缗。”
也就是广州和泉州的税收每年是二百万贯,贸易额大概在两千万贯以上。跟日本那边则主要是以宋朝进口硫磺和铜为主,且日本闭关锁国,双方在南宋之前的贸易额度都不算大。
现在直接暴涨那么多,再加上其它州市舶司,还有陆地丝绸之路、茶马古道、辽宋贸易,每年税收加起来得上千万贯,极大地弥补了财政的亏空。
所以在这么多增加收入的情况下,随着这几年一边打仗一边收税,大宋的国库盈余不减反增,不仅填平了以前的财政亏空,现在国库里还有七八千万贯的存余,相当于大半年财政收入了。
并且随着马上夏税收上来,国库在今年可能有一亿多贯,再加上秋税,减掉一年开支,剩个几千万贯不成问题。
有了钱之后就能给汴梁的吏员发工资,整顿好汴梁的吏治,将来在全大宋实行两税制度,分地税和国税,开始全国官吏分治,吏员纳入公职,享受国家工资,并且还有举茂才,考官员的上升通道,这将极大鼓励吏员努力工作。
因此在种种条件下,范仲淹有底气把改革进行到底,哪怕第一轮考核已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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